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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张伯礼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开拓者

内容提要:今年2月20日,第四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大会将个人贡献奖颁发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了解张院士的人知道,他一生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与探索,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来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0余项,授权专利2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专著10余部。  今年2月20日,第四届中医药国际贡献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大会将个人贡献奖颁发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那一刻,一向深沉、含蓄的张伯礼,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慨,感动的是中国有那么多致力于中医药发展的人,大会却将这一重要奖项颁给了自己;感慨的是通过一代代中医药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医药已经走向世界,为越来越多的患者解除病痛……
  了解张院士的人知道,他一生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与探索,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来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0余项,授权专利2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专著10余部。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医学》,规范了中医办学;2009年,他提交的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获得通过,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
  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凝结了一位科学家的无穷智慧,也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
  一个远大的理想——让中医发扬光大
  没人知道中医药在张伯礼心里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但却知道几十年如一日,他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上。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中医发扬光大;让中医药走出国门,为全人类服务。”正因为如此,他一生追求、无怨无悔。
  中医为什么能治病?如何让中药为世人接受?张伯礼说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知道中医不同于西医,两种医术从理念到认识,从诊断到治疗,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更知道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殊途同归的目标,都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这些年人们已经意识到”立竿见影”的西医,无法避免地附带着种种后患,比如癌症化疗虽有效杀灭癌细胞,但也严重损伤正常细胞。正因为如此,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诊疗思维和中药综合调理循序渐进的治疗效果、副作用小的优势越来越凸显。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在全球获得广泛重视,在人类保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在张伯礼看来,既是有利于中医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中药要为世人接受,必须将传统的经验组方,变为有现代科学依据的新组方。因此,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在组分中药中,开拓现代中药研发的新模式,并且努力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到优化设计的现代科技水平。为此,他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十五”重大攻关等项目40余项,先后两次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是国家“创新药物”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主持和参加起草了全国《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等文件。
  众所周知,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要在基本弄清楚药物的药效物质和作用原理前提下,探索方剂配伍规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需要弄清这些药效物质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研究分析其作用靶点和机理。1999年,张伯礼教授承担了复方丹参方的基础研究,他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单位合作,组织中药、中医、化学、物理、信息等多学科科技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为了弄清楚复方丹参方中具体有效物质的作用时态、机理,他和课题组人员在一起进行了近百项实验研究,从饮片、提取物、化学组分、单体成分的分离提取到分析,从整体动物、器官、细胞到基因的活性检测,获得了海量数据。
  那些日子,张伯礼明显地消瘦了,眼里布满血丝,虽然工作时仍全神贯注,但身边的助手们心里却非常清楚,他是在超负荷地工作。于是,他们心疼地说:“您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做研究,您还有那么多工作,再天天跟我们一起连轴转,身体吃不消。”他笑笑说:“没问题,我的身体好。再说,搞科研不亲临一线,怎么能了解实验中的各种变化,获得研究的精确数据呢?”这是张伯礼的脾气,无论工作还是科研,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得投入,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大量动物实验和一系列科学检测,这项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揭示了饮片、组分和成分三个层次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出由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开发模式和筛选方法,优选出最佳配伍比例,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四个药理水平上,探索有效组分的作用途径和机理,成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在听取这一项目汇报时说:这是一项重大课题,用现代科学回答了中药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具有原创性和实用性。2010年,对张院士来说是难忘的,因为那年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成为我国第一例完成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二期临床试验的中成药,这意味着古老的中药,已经迈出了朝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张伯礼经常对人说,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科研工作者,不仅有责任传承、发扬中医药,同时还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安全有效制剂先进的现代中成药,同时推动这个产业变成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目前我国中药制剂工艺水平质量标准及研究基础均比较薄弱,这些都制约了中药产业做大做强。比如,天津是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有800多个中药准字号产品,产品虽多但品牌很少,大品种较少,生产厂家多但产值并不高。面对这种状况,2006年张伯礼领导的天津中医药大学,主动承担了天津市20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之一的“30个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接下了项目,就得认认真真地推进研究,扎扎实实地开展攻关,将成熟的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参与这一项目工作的科研人员说,那时张院士确立的思路是:“结合每个品种遇到的问题逐一制定解决方案。临床定位不清的,明确作用机理和临床评价;配伍需要优化的,优化配伍,突出主效应,兼顾次效应。工艺落后的改进工艺,标准低的提高质控标准,剂型落后的……”他们还记得,张院士与大家一起建立了计算机辅助组方优化系统,构建了上万个中药组分和几百个化合物的中药组分数据库;他们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分析问题,制定出一个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伟人的一句名言,也是张伯礼信奉的原则。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张伯礼带领他的科研团队,从2006年开始,通过二次开发,突破了天津市中成药发展的瓶颈,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市中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到2010年,天津市销售额过亿的中药品种,从两个增加到9个,30个品种销售额从7亿增加到40多亿。改进了剂型的“养血清脑颗粒”,销售额从原来的五、六千万,一跃上升到3.4亿元。清咽滴丸、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等一批津产中成药销售额均跨过亿元大关,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为解除患者病痛,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他们开拓的“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方向”受到科技部肯定,并推广到化学药、生物药开发中去。“芪参益气滴丸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临床研究 ”,还是国内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循证医学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项牢记的责任——让学生不断成长
  张伯礼是院士也是校长,但在学校,老师、同学们多亲切称他为“张老师”。在他看来,“老师”就是“阶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不断发展向上。他的教学理念是“不误人子弟,为学生一生打下基础,拓展学生发展的空间”。因此,他总是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走上讲台为本科生上课,走进实验室与研究生们一起做实验搞科研。难怪中医药大学的师生们说,他们的张校长是最忙的人,也是精力最充沛的人,还是对学生最无私关爱的老师。他捐出“何梁何利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百篇优博指导教师奖”的40余万元奖金,在学校设立了“勇搏”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他更针对当代大学生“缺陷”,倡导组建了“勇搏励志班”,坚持“学生为本、道德为先、能力为重”的教育理念,制定“责任、坚韧、克己、奉献”班训,注重大学生自我激励、自我磨炼、自我管理和自我提高,取得了突出效果。
  如今,一位出身农家且患有先天性高肩胛症的研究生,已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科学家,仍忘不了恩师张伯礼对他的帮助,时常想起与张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那是1996年的秋天,高昂着头的他走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的门。五年的大学生活,让他对中医由喜爱到着迷,而且内心充满理想与追求。因此,当大学即将毕业时,这位身残志坚的小伙子,毅然报考了张伯礼的研究生。“张老师会接受这样的学生吗?”“学校有那么多想报考张老师研究生的同学,而且个个身体健康,张老师没必要收一个残疾学生。”那时,对他的报考不少人议论纷纷。张老师怎么看呢?其实张伯礼收研究生的标准虽然很高,但却从不以貌取人,更不会看“背景”论“来头”。他经常对身边的老师们说:“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唯才是举,谁是人才,老师就当他的阶梯。”正因为如此,他所收的研究生,都是有志于中医药研究的年轻人。从硕士到博士,他都要求他们大胆承担课题研究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才能。他培养的三位博士撰写的论文,先后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全国中医药领域也仅有8篇论文获此殊荣。学生们说:“获奖看得见,但张老师付出的心血谁知有多少。他传给我们知识,也教我们做人。”
  说起张校长带研究生的认真和投入,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徐宗佩教授非常感慨。他说,多年来,尽管张校长的工作非常忙,但从不耽误研究生的课。张校长不止一次对他说:“把我的课尽量安排在晚上吧,这样时间有保证,可以既不耽误工作,也不影响学生们的课程。”所以,张校长晚上不吃晚餐是常事。有时身体吃不消,就吃几块巧克力,再喝上一杯热茶,然后继续讲课。更让研究生们感动的是,张校长对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郭利平博士也是张伯礼的学生,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年学校买了一台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新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新鲜血液进行反复测试。当时,张校长主持这项测试,他先后8次抽取自己的血用来测试,深深感动了他们。就这样,这些年张伯礼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150多名,分布在五大洲和各省市,他们多数成为了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
  有人说,张伯礼很“神”,带出的学生个个出息。为什么呢?每当有人这样问时,他总是笑笑说:“培养中医生,一要敬业;二要医德,大医精诚,服务病人;三要学会中医的辨证思维方式,辨证论治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四要加强临床实践,倡导问疑精神……”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师生间对病例的分析讨论,而且还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并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一个坚守的岗位——让病人摆脱痛苦
  身兼数职的张伯礼很忙,让人不难理解,但难解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他坚持每周出两到三次门诊,每次看30多个病人。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如今,张伯礼的门诊号已预约到今年9月。每次挂号处的同志都劝预约的病人家属说,别的医生也很好,张校长的号要等那么久,别耽误了看病。但对方回答说:“再长也能等,我们就是奔着他来的……”
  一句“奔着他来的”,说明了患者的信赖和期盼,也说明了医生的医德与医术。张伯礼不止一次对人说:“出门诊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再高明的医生,也是病人培养出来的,不给病人治病道理何在?听到患者解除病痛后的感谢就是最好的补品,也是一种享受。”此刻,已是下午三点半,从中午十二点走进诊室的他,虽然说话声音略有沙哑,但脸上却看不出疲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实在太忙了,通常只有这段时间可以挤出来出门诊。他说这样可以出完门诊,再去开会或者干其他工作,两不耽误。
的确,在张伯礼看来,工作不能耽误,出诊更不能耽误。所以,多年来他“耽误”最多的是休息。1989年,他带着学生王保和、姚远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原以为会议结束后,买转天早晨的飞机返津,不耽误当天的门诊,没承想飞机票没订上。“老师,咱晚一天回去行不行?”“咱晚一天没事,那么多病人岂不是白来一次?”张伯礼态度坚决,当机立断乘当天下午的火车赶回天津。那天,硬座车厢里异常拥挤,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水喝不上,厕所去不了。将近20多个小时,两位小伙子都感到有些坚持不住。这时他们发现,一直坐在他们身边的张老师,额头上布满虚汗,脸色苍白,明显像是虚脱。见他们紧张的神情,张伯礼淡淡一笑说:“没大碍,我顶得住,过一会儿就好了。”火车终于驶进天津站,赶回医院后,他一分钟也没休息,直接走进诊室,忙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王保和说,那一刻他的眼睛湿润了,从此他知道了医生该怎么对待病人,也懂得了什么样的人才是患者信赖的好大夫。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类似这种事在张伯礼身上发生得太多太多,时至今日无论到国外还是国内参加会议或讲课交流,他总是千方百计尽量不耽误门诊。因此,他的休息时间多在飞机或汽车上。今年,张伯礼又担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工作,每周几次京津两地跑,工作量大了,占用的时间多了,但每周的门诊还是照出不误。对此,周围的人跟他开玩笑说:“您也跟明星似的天天跑场,不过人家是为挣钱,您为什么呢?”
  张伯礼经常对学生和医生们说,好大夫除了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外,还要有精湛的医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忘。他是这样对别人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去年的一天,他看完门诊刚走出诊室门就被一位病人家属拦住了,对方哭着说:“俺们从农村就是奔您来的,但没挂上号。我们那的大夫说我丈夫得了肺癌,但又不能确诊。现在我们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了,一点没见好,您救救他吧。”说罢,那位妇女要跪下,被张伯礼的助手一把拉住。“跟我进来吧。”“现在都两点多钟了,您还没吃饭,要不您明天再看吧。”助手欲挡住大门,但却被张伯礼拉开了。他接过对方手里的各种化验单,又详细询问了病人的情况,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眼前的病人异常消瘦,且咳嗽剧烈,按说问题明显出在呼吸道,但CT、支气管镜检查报告均为可疑病变。“怎么回事呢?”张伯礼耐心询问病人发病过程、平时表现、服用什么药物……当患者说到近几个月服用降压药“开博通”,引起了他的注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伯礼立刻联想到病人的咳嗽,也许是药物副作用引起的,消瘦的原因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导致。于是,他给病人调整了降压药,同时又开出了一些调理身体的中药。开完药,他微笑着对病人说:“你先吃药看看,一周后咳嗽减轻,大概就不是肺癌了……”见张伯礼说得那么诚恳,患者立刻感到轻松许多。一周后,咳嗽大减,病人精神压力解除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完全恢复健康。他专程来到医院,拉着张伯礼的手久久不松开,他说:“你不是‘神’医,是‘善’医,如果没您的耐心观察和询问,没您的正确诊治,我即使没得癌症,也活不下去了。”
  在张伯礼的心里,解除患者的痛苦就是他的责任,但凡有一线希望,他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2003年,“非典”疫情波及天津,当时疫情正处高峰时期,传染速度快,而且死亡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市卫生局选派了一大批医生进入病区,治疗上以激素控制肺部渗出为主,疗效并不满意。他悄悄地指挥进入红区的博士生采用两种中药注射剂滴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以“宁负自己,不负人民”的责任感,主动请缨,在市委支持下,他任总指挥组建了中医医疗队和中医病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非典”。当时许多人抱怀疑态度,认为可直捣病灶的西药都控制不住的病情,性温效慢的中药能发挥什么作用?没承想,中医药居然就显现出“一鸣惊人”的疗效,不仅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在稳定氧分压、激素减停方面有很大帮助。那时,他手下的中医专家们深入各个一线医院,每天将病人的情况通过传真机发到指挥部他的手里,他组织专家逐一研究分析,因人而异地开出用药方剂再传给他们……就这样,他“导演”了一场中医抗“非典”的战役,不仅在临床上效果显著,而且还完成了“非典”中医征候的流行病学研究,制定了中医治疗“非典”方案,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有关抗“非典”的中医治疗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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